张瑞平：考上大学，以后能和父母在一起
——张家乐：妈，我是乐，您和爸在那边注意饮食，别太累着自己，我在家里很听话，别担心我，今天(抓)的爬蚱(蝉)又卖了二十几块，高兴不？
——妈妈：我和你爸老是觉得对不住你姐弟俩，给你们的关心和照顾太少。我们也是没办法，谁不想和自己的宝贝在一起？
——张瑞平：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这是我们姐弟俩共同送给您的诗。
——妈妈：瑞、乐，我下班刚回来看到了你的信息，心里很感动。其实这首诗应该送给你奶奶。
一见到本刊记者，在呼和浩特市打工的张运生的妻子谢慧敏，就把珍藏的短信拿给记者看，“孩子给我发的短信，我全都留着。”谢慧敏说，我们老在外地打工别提有多思念了。
对于长期离别之痛，叶老家的村民们拙于表达，他们把思念当成了习惯，或许只能通过遗忘才能减轻伤痛。当本刊记者走进叶老家村时，看到的基本都是老人和“留守儿童”。
叩开叶老家村张运生的家门时，他13岁的大女儿张瑞平正伏在院子里的圆桌上预习功课，10岁的儿子张家乐在家里午休。大铁门上用粉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孟子的话：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……”张瑞平说，她想通过这句话勉励自己，考上好大学，以后能和父母在一起。
亲情的欠账是叶老家村打工者内心最痛的痛点。即便如此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，无论是日子过得舒服的老板和生活困难的打工者，都在刻意克制着这种对于亲人的思念。
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，农民工的精神世界是被遗忘的角落。随着新一代农民工走进城市，随着现代文明对农民工群体的熏陶，农民工们的精神追求日益丰富多彩，他们的情感迸发日益浓烈。农民工的情感世界涉及人口迁徙的自由化、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诸多问题，需要国家层面统一的大政策拆墙破壁，公共财政拿出真金白银，通过城镇化建设破解这一时代难题。□
“我就这么大的本事，都用尽了”
一辆机动三轮车急刹在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面前，叶刚岭从车上跳下来，此时已是下午1点半。他解释说：“昨天村干部打过电话了，只是在通州卖菜回来晚了。”
北京朝阳区东坝乡后街，44岁的叶刚岭在这里租房卖菜8年了。本刊记者带他到一家小饭馆，要了两个菜，可他很少动筷子。“我有胃病，多吃一点胃就难受。”他说。
叶刚岭为我们描述了他和妻子谢琴的一天：凌晨2点起床，走50多公里到新发地市场批菜，然后再走30多公里赶通州早市，一般到中午12点能卖一大半菜，回家吃点饭睡上一个多小时，再去周边小区把菜卖完。吃完晚饭已到晚上九点，一天最多能睡6个小时。
“我这病是萎缩性胃炎，痛起来人乱跳，5年内发展到啥地步也不知道。”叶刚岭说。记者好心劝他：“买个保暖杯，早起带杯热水，暖暖胃。”叶刚岭低头没吭声。
从仅容一人通过的过道经过，两旁是一间接一间的出租房，叶刚岭租的房子就在小巷尽头。屋里一团漆黑，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一张大床占据大半个屋子。床上妻子谢琴和二儿子叶永帅在睡觉。叶刚岭是先把妻子送回家“补觉”，然后才去见我们的。
叶刚岭前妻因病去世，留下一双儿女，现在的妻子在北京卖菜时认识的河南老乡，又带来一双儿女，一辆卖菜车上承载着沉甸甸的6口之家。
“大女儿、大儿子都来北京打工，现在二儿子初中没上完也来了，由于只有15岁，找不到工作先在家呆着。”叶刚岭租了两间小房，一间留给女儿，一间他们三口住。大儿子自己在外住，还有一个小女儿在叶老家村，留给了70多岁的父母照看。
2005年刚来北京时，叶刚岭只带了200多块钱，100块钱租房，100多块钱当卖菜的本钱。“那时在街上卖菜，市场管理人员经常来抓。后来外地人与管理人员发生激烈冲突，现在基本上不抓了，俺也算有条生路了。”
当本刊记者问起未来打算时，叶刚岭一脸茫然地说：“两个儿子娶亲是最大压力，但我就这么大的本事，都用尽了。过到啥时是啥时，啥时干不动了，还得回去。”□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