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党内关系上，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条是，“党内上下关系、人际关系、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、纯洁健康、弘扬正气，不允许搞团团伙伙、帮帮派派，不允许搞利益集团、进行利益交换”。
利益集团、团伙帮派的现象被点名绝非偶然之事。在履新之初，习近平就表示，改革要突破“利益固化的藩篱”；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，他更是严厉指出：“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”，“干部都是党的干部，不是哪个人的家臣”，批评了那些信奉拉帮结派“圈子文化”的干部。围绕利益结成的“圈子”，就是利益集团。今天，党报评论君为您一剖利益集团的“面子”和“里子”。
“面子”：不同款，但同类
利益集团形态各异，这些所谓“集团”，实质上都是权力做媒、利益媾和，以下几类尤为明显：
第一，亲属借风型。建立在亲属关系上的团体，联系自然紧密。有的官员要求亲属被照顾，借风经商，如刘铁男要求一些商人多带带他儿子；有的官员自己出手不便，便假亲属之手来遮蔽敛财；有的官员授意亲属经营空壳公司，借机建立“自家”权钱往来渠道。
第二，属地抱团型。我们在制度设计上要求官员“异地任职”等，极力避免“地头蛇”出现。不过，还是有少数地方的官员，腐败面积较大。比如山西、四川等地的官场地震，就是如此……
第三，行业垄断型。利益集团，往往“靠什么吃什么”，在垄断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。腐败案高发的石油领域、煤炭领域等等，都是如此。可以看到的是，一个行业领域的腐败不仅有金钱上的代价，更有结构上的损耗，对经济的伤害何止被贪腐的数目。
第四，秘书跟随型。周永康在位不同时期的五大秘书齐落马，都位居省部级，虽罪名各异，但都离不开“唯利”的实质。在贪腐案例中，不管是“一地一任秘”还是“一秘跟多地”，一些秘书跟上大领导也就自认抱上了粗腿，领导和秘书之间、秘书和秘书之间、秘书和领导亲属之间、秘书与其他官员之间就形成了“珍珠链”，变成了小团体。显然，他们没能做到习大大所提倡的秘书工作三字诀“清、慎、勤”。
第五，商业进贡型。在集团中，往往有商人充当掮客，成为利益集团的润滑剂。不管是明目张胆的账目来往还是暗地里的股权分红，抑或是成为“背后”的经纪人和大管家，商人进贡肥了自己、串起了集团、腐化了官员。
可见，利益集团在不同层面上构成了点、线、面、体的几何排布：点，就是利益集团中的核心大佬；线，就是堕落官员们串起来的腐败链条；面，就是腐败链条纵横织就的利益网络和腐败网络；体，就是利益集团并非一种信仰共同体，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共同体。
“里子”：遮遮掩掩，同食同味同病同药
利益集团总是隐蔽着，但“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”让他们走到了一起，变得同食一碗饭、同嗅一股味、同患一类病，也只能同用一味药。
第一，臭味相投，太俗气。利益集团、帮帮派派总是嗅着利益的铜臭味而扎堆的，嗅着权力味而聚拢的，想着“进了圈子就是进了班子”，臭味相投，俗气的很。小平同志曾批评过“山头主义”；习近平也呵斥存在的“圈子文化”、小团体主义、市侩风气等庸俗一套。
第二，人身依附，太封建。商人依附于官员，小官依附于大官，就形成了关系不和谐、不平等、非常态的畸形集团。层级分化明显，身份地位明白，一级跟着一级，这种依附失去了公仆的纯粹本性，不为百姓仆但为官人奴。“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‘封妻荫子’、‘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’的腐败之道！”“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，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”，习近平曾这样批评依附关系。
第三，带病提拔，太传染。被查官员很多因下沉一级巡视而出问题，其中有一些官员刚刚任职不久，带病提拔痕迹明显。带病提拔的，不少是因为利益集团的庇护。这样上来的官员往往对上不对下，看上级恩不顾百姓情。更严重的是，在圈子里的带病官员还有很强的传染力，让风气进一步败坏。
第四，官商不分，太模糊。亦官亦商，不官不商，角色失位。很多干部只知道自己是官员，而忘了自己首先是党员，党的纪律、党的责任、党的要求统统抛之脑后，更甚者有官的身份，还干商的活计，完全忘记“为官发财理应两道”的道理。
第五，阻碍改革，太死硬。有些党员干部为一己之私坏一国之公，相互之间抱团形成坚硬壁垒，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，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。因此，打通深化改革的心脉，需要“壮士断腕的勇气”也不足为奇。
利益集团们“抱团取暖”，聚起来的不是温度，而是自焚的“火星子”。“面子”再怎么遮，也遮不住透着“里子”的坏。还在圈子中不出来或试图挤入某个利益集团的人得醒醒了，看看习近平开出的一味猛药：从严治党+从细着力。前者是主线，后者是抓手。“严”有治党“习八条”，“细”则落实责任于日常。若受不了猛药的威力，不如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来得舒服。
